理由之一是，去年股市的暴跌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其中上海A股暴跌21.7%，创下有史以来上海股市第三大年度跌幅。
在土地转换用途的过程中，不需要在原有的农村土地拥有者和最终获得土地的城市新使用者之间进行直接交易，这种做法显然损害了农村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农村居民净财产，定义为净房产、金融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耐用消费品价值和土地的价值之和，减去非住房负债。
如何缩小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城乡差距居民财产和收入决定于遗产、偶然事件、勤奋工作和要素价格的任何类型，市场机制不会自发产生公平的财产和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土地价值的持续降低，是导致人均财产分布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借鉴法国政府的相关做法，即除了对城乡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以外，对其存量财产也进行税收调节，主要的税种为：财产转移税、财产升值税、巨富税等。我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旨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对此，笔者有如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挤压城镇房地产市场泡沫、稳定房价，鼓励并支持农村房产交易我国城镇房价难以下行的根本阻力在于政府态度和决心不坚定，或是受到利益集团的攻关，或是官员们自身陷入一种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受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的城乡差别也会造成居民需求层次上的差别，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未用过甚至听说过电脑的农村居民会产生对家用电脑的需求。
经济活力的再现、经济增长的加速与分配状况的失衡往往是相伴生的。六项财产中，土地和房产仍是最大的两项，约占７４％。现在有些垄断行业的利润率很高，其中相当一部分靠垄断因素获得的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或给社会分红，而是由这些行业和企业用于投资扩张，这也是推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美元保持着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从宏观政策层面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长期寅吃卯粮，靠透支未来收入支撑过大开支和过高消费，导致债台高筑。由于市场需求不振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国之间争夺市场的竞争加剧，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同时还表现在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矛盾的加剧。
由于30多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近10%，2008年以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仍保持在9%以上，因而国内外存在一种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过高估计和对实际增长率过高期待的倾向。第三，实践证明，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不仅取决于新增劳动力数量、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容量等基本要素，而且取决于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现在，我国经济规模和总量已经很大，尤其是在全球需求紧缩、产能过剩和国内投资扩张受到市场容量不足、利润率下降等因素约束的条件下，更应把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等内涵增长上。四是劳动力和资金供给充裕，可以支撑进一步发展。而提前偿还债务和经济低迷又迫使居民增加储蓄，多种因素造成居民消费能力下降。可见，随着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和发展阶段的变化，除去经济周期的短期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受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的，非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
国内由于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很突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部门转移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表明这种转移结束的刘易斯拐点（从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从全国看尚未到来，但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说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可能经历一个自东向西渐次出现的过程。五是政治和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深化改革开放将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和潜力。多年来我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作了不少努力，并不断取得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三不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
只有积极推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才能釜底抽薪，以经济手段迫使市场主体出于追求自身利益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现在正是充分利用市场需求紧缩的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应当更加注重把稳增长和调结构、转方式紧密结合起来，更加注重在转变中谋发展。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也没有变：一是经过多年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等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进入第二个10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本世纪初得出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所依据的国际和国内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改变。
因此，相关国家正在为减少赤字而紧缩财政开支，这与采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应对经济衰退正好南辕北辙。另一方面纷纷推出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着力抢占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总之，由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并存，全球产业结构处于青黄不接状态，未来较长时间还难以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和国际分工格局。但是，发达国家在国内发展制造业，将使传统产业全球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和外移，主要缘于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利用全球供应链配置资源，这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是不可能逆转的。国际大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局面没有变。但是，由于这涉及各方利益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利益，因而将是一个长期和艰难曲折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美国GDP年均增长率1820—1870年为4.2%。三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消费总量大，随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国内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
各国围绕能源资源而在贸易、投资乃至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竞争和较量将更加突出。而这类项目建设周期长，借贷风险短期看不出来，又有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担保，银行也乐于贷款。
继续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在这些领域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就可以在抢占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中有更大作为。
尤其是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企，使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多数居民即期收入下降。被认为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日本1950—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29%，随后也慢了下来，1973—1998年降到2.97%。那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金融风险和结构恶化，为长期发展留下诸多隐患。因此，当经济处于周期上行时，我国比别的国家更容易发生政府和企业投资过度扩张，并引起周期性经济过热，导致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
这个主题和主线也是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英格兰银行两年半以来一直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目前的利率为1%，进一步降低利率的空间都很小。
又如，中国经济增长率一出现从高位回落（尽管并未降到9%、8%以下），国外媒体往往就会有过度反应。建立在低成本之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其实并非真正的低成本，而是由于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没有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也没有把环境损害成本包括在内。
这是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向投资倾斜、投资率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企业则由于危机使投资获利空间变窄、投资风险剧增，投资行为趋于谨慎。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存在急于求成和追求过高速度的发展思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监督的必要性。（一）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央适当调低了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不深化改革，不排除体制机制障碍，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根本转变，也不可能加快转变。
（三）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现在有一种强大的惯性牵引着我国经济在原来熟悉的轨道上前行，这种惯性主要来自现存利益格局决定的、改革尚不到位的体制机制。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城乡居民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健康安全，对洁净的水、空气和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为迫切，越来越不能容忍以牺牲环境和生活质量为代价去换取高速度。
因此，有必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国际经验和我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的。
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从美国经济形势和自身利益考虑，因此滥发货币、美元贬值就成了美国弥补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向世界转嫁国内危机和困难的家常便饭。法国、德国GDP年均增长率1950—1973年分别为5.05%和5.68%。
